生活再次陷入彷徨

   激情重拾，是否与年龄存在某种必然联系？

   还是现有的生活需要好好整理？

   和先生聊天的时候，彼此都有类似的感触，

   幸好亦有彼此能够坦诚分享，

   生活依然温暖，只是需要新的支撑点，

   今天看见几张年轻生命燃烧的照片，

   竟然委屈地、感动地、失落地想哭。

    越来越多的人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许多人自认为享有真正的自由，而其实不过是在连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潜在力量驱使下，

    像木偶一样在生活的舞台上扭来扭去而已。

    由于受到这种潜在力量的束缚，人们已很难对生存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

    这种潜在力量是什么？

    就是每天被大量生产制造并传播的种种神话和幻想，把人们淹没在其中，

    而现实的真相却被压入无意识领域，

    人们由怀疑变为麻木，由麻木变为无意识，

    活着，然后死去。 

一篇转自CUHK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文章。

 

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
——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

　　尹连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
　　王海燕（《南都周刊》首席编辑）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总第97期）]

　　本文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内部人写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媒体人圈子总体来说相对封闭且有一套行内潜规则，外部人对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笔者曾多次接受过传播学者的访谈，学者们固然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因不能深入媒体内部，其分析难免失之于皮毛、笼统乃至肤浅。即使是著名的媒体社会学者如GayeTuchman （1978）和Herbert Gans（2005）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未能摆脱外部人的局限。在这方面，作为内部人，笔者很好地克服了社会学调查中常常为之头疼的如何“入场”以及如何“保存现场”的问题（曹锦清，2001），不但拥有第一手的媒体内部运作经历，而且能很好地实现与内部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保障发生现场的完整性，能够洞悉这种程式化的日常运作后隐藏的动机和目的，有助于笔者对媒体政治本质的把握和解释。

　　为完成本研究，笔者以正式访谈与日常闲聊的方式，与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部分编辑记者多次交流。他们的详尽叙述对本文写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多种原因，笔者不便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只能谨致谢意。

　　一、媒体的异化

　　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正义、民主的正常诉求场所，只不过是一些人和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或兼而有之）的工具和渠道。2004年9月6日晚，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播着的是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的有奖竞猜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奖竞猜的背后有利益的分成。在广州，午夜时分拧开收音机，听到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话不怎么纯正的本地医生们在大谈如何防治性病或其他什么病，那是因为该时段通常都被这些医疗机构买断了。2006年8月2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次读者访谈，但没有一个访谈对象是农民工或者下岗工人，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社会影响力和广告投放力。

　　在中国的报界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叫“有效发行”。有效发行其实就是能给报纸带来广告投放的发行，本质上就是有钱发行。那么在广东，什么地方最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放广告？当然是珠三角地区。所以，广州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首先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发行量，然后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版面。在广州，由于地产广告在报纸广告中所占份额很高，所以广州报界向来极少刊登有关地产商的负面新闻。

　　从上述种种现象中不难看到，所谓的公平、正义，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媒体谋求自身利益的一张皮罢了。当然，多数媒体还是愿意在正义、公平等当代社会的普适价值上做文章的。但千万注意，这要么更经常地被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遮蔽了，要么充其量只是他们达到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的。他们在社会正义、公平、民主上做文章，以求得读者的共鸣，从本质上看，其目的都是为了在读者中扩大认同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扩大广告吸引率，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有关媒体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说法，在西方并不鲜见。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Herbert Schiller、Robert McChesney、批判学派代表人物Noam Chomsky和Ben Bagdikian 等，都有文章和著作述及。Herbert Schiller认为，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美国文化产品的最高目的就是“发布、推动和叫卖（美国式）消费主义，成为跨国商业公司系统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理想工具”（Schiller，1992：30）。他认为，美国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跨国公司和商业传媒纠结在一起，通过美国式市场策略的运用，在“把整个世界变成大卖场”（Schiller，1992：42）的同时，促成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霸权地位。（Schiller，1989）。对这种大众媒介彻底异化为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的现状，Herbert Schiller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在《文化产业：公司表达接管了公众表达》（Culture Inc.：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一书中呼吁，亟需大规模地反思和检讨美国的信息文化现状，将信息流通归于“公众参与和公众自我负责”（Schiller，1989：171），以“对人类的启蒙和福祉有所裨益”（Schiller，1989：167）。Robert McChesney则强烈抨击了传媒假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越来越趋于私人垄断和臣服于商业价值、经济利益的状况。他认为，与这种“臣服”相应的是，“公共服务价值的衰微和被边缘化”（McChesney ，1999：48），公益让位于利润，媒体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旨在“服务于一小撮富有投资者、企业老板和广告商利益的系统”（McChesney，1999：77）。

　　Edward Herman 和Noam Chomsky在论述美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属性时，提出了一个从组织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媒介表现的分析框架，谓之“宣传模式”。他们认为，美国新闻正遭遇以下几大日常化的被过滤路径：所有者、广告商、信源（主要由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以及和被这些主要权力源资助与批准的所谓专家们）等。媒介“服务于那些控制和资助它们的社会强势者们的利益，并代表它们（向大众）进行宣传”（Herman Chomsky，2002：xi ）。2004年，Ben Bagdikian 在其《媒介新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的修订版中，详尽阐释了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体是如何逐步被那些1987年初版时的50家而如今仅5家的大公司所控制、操纵和垄断的。在这本被称为“媒体工业集中化研究领域的圣经”里，Bagdikian 通过大量的事实，生动、具体地揭示了美国传播媒介委身于那些大公司后的利益集团本质。至于有关中国媒体的利益集团属性的论述，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推Simon Fraser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博士的论述最为系统。她在新著《传播在中国：资本重构和社会论争》（Communication in China：Capitalist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 ）一书中，论述了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如何和政治、经济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并在这种交织中实现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如果说赵月枝博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把握中国媒体利益集团属性的话，笔者在此拟接着赵月枝博士“往下说”，深入中国媒体内部，从一个中观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其内部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与运作逻辑。

　　剑桥大学社会学者John Thompson 将权力分为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 ）、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和军事权力（militarypower ）（Thompson，1995，2000）。在揭示中国媒体人利益角逐的路径和逻辑过程中，笔者将主要立足于John Thompson 的权力四分说，着力展示媒体人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符号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控的组织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我们将根据自己在报业多年的亲身实践、个人观察和与同事们的经常性访谈，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媒体人如何将媒体作为追逐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从升迁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从符号资源到政治资源的转化的，从“工资＋外快”以及变现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符号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

　　二、媒体人的收入结构：“工资＋外快”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些媒体入行者是抱着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投身报业的，但经济考虑也是他们投身报业的重要因素。从一般情况看，媒体入行者在新闻编辑工作中经历大约两年左右的社会化过程后，其新闻理想和职业雄心因认识到种种现实制约而逐渐受挫，而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日渐成为最主要的工作驱动力。

　　媒体人的收入一部分依靠工资收入：工资收入的构成主要为“基础工资＋计件工资＋职务津贴＋年终奖”。只有那些在媒体内拥有一官半职的人才有职务津贴。媒体人的基础工资部分相对固定，主要根据被评聘级别而确定，行内俗称为“底薪”。而计件工资部分则直接与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挂钩，是工资收入部分的大头，它其实类似于管理学所谓的计件工资制和量化考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在报业内流行的称呼叫“挣工分”。“挣工分”最先是随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尤其是都市报系列在90年代中期的勃兴而建立起来的。后来，随着都市报影响力的不断扩散，其他报纸包括各地党政机关报及晚报竟相仿效，约在2000年前后逐步建立起这种以量化考核和计件为基本特征的工资体制。

　　媒体人的另一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外收入。工资外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编辑记者手中所掌握资源的多寡。这种资源通常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在报社内部的发稿权；二是指在报社外部所掌握的可利用资源。从经济社会利益交换关系的原则出发，社内发稿权与社外可利用资源之间呈现为一种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在报社内部，哪些人拥有的发稿权最大？首先是那些握有版面的部门。而具体到部门内部，则依级别高低而享有相应大小的发稿权，即分管社委、部门主任、部门副主任和责任编辑。其次是那些容易出新闻的“线”，比如政法新闻、公共卫生新闻、房地产新闻、公共交通新闻等。在新闻业内，素有“瘦线”和“肥线”的分别。所谓的“肥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容易出新闻，二是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便于谋取利益。而所谓“瘦线”正好相反，通常含义就是不容易出新闻，亦不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比如深度报道新闻、报料新闻、农业新闻等。不过，这种“瘦线”与“肥线”的区分并非绝对不变。对那些不善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纵然是条“肥线”，也可能会被他跑“瘦”；而对那些善于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即便是条“瘦线”，也可能会被他跑“肥”。

　　谋取工资外收入的路径实质上就是符号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

1，收“红包”，即目前在报界已经“合法化”的所谓“车马费”。这种“红包”一般都是某公司或单位开一个面向所有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然后给所有与会记者一份通稿和一个红包。这种红包价值不等，高的5百到1千元，低的也许仅50元。腿脚勤快的记者若经常跑这种发布会，也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2，有偿新闻，这在中国报界又有一俗称，即“软稿子”。言外之意是“拿了人家的钱手软”。由于目前中国报业广告市场竞争激烈，报纸广告普遍存在把关不严，有钱辄登的倾向，因此虚假广告不少，久而久之，广告效果并非很好。相对而言，新闻则有着中立、可信等品质，传播效果优于纯粹的广告。何况，通过媒体的正式渠道刊登广告所支付的广告费用要远高于通过私人渠道刊登新闻所需要打点的费用。所以，无论从效果还是从费用的角度来说，有偿新闻都比广告更受广告客户青睐。现实中，有偿新闻也是编辑记者一个重要的工资外收入来源。

3，佣金。中国的人情社会和非制度化生存的本质，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和境遇的顺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手中社会资源的多寡，而不是遵纪守法程度的高低。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些依靠工作关系而建立起大量人脉的编辑记者便有了可用武之地，即通过牵线搭桥、从中斡旋、为当事人或趋利或避害，从中获取佣金，这类费用又称“打点费”、“好处费”等。

4，拉广告。在采编与广告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报社，部分编辑记者之所以热衷于拉广告，原因有三：首先，编辑记者没有广告业务员的广告任务压力，没有完不成任务的风险成本；其次，编辑记者能拥有相对较高的，一定比例的广告提成；其三，得益于手中的新闻平台，记者比广告业务员更容易使广告商买帐。访谈中，笔者被告知，有些记者一年光广告提成就可以拿到30万元。

5，编辑记者个人开公司。

　　三、媒体人的升迁之途

　　从记者、编辑逐级升迁，即使每个环节都很顺利，也要经历从部门主任助理→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社委→副总编辑，最后才能做到总编辑（或社长），这是一个漫长且并不轻松的升迁过程。这一漫长的升迁链条固然适用于主报，但也同样适用于子报。如果将主报和子报之间的科层关系画出一张报业集团结构图，读者便可以推想目前中国的报业集团是怎样一个壁垒森严、高高耸立的金字塔型架构了。

　　如果说，副主任及其以下职位比拼的尚是业务能力的话，那么副主任以上比拼的则更多的是排队情况如何，也就是，你跟哪个领导站在一条线上，排在一个队列。所谓排队，首先就是表忠心并切实效忠。效忠的最佳方式则是听话，言听计从。具体到采编过程中，就是热烈拥护领导设定的某采编方案和思路，出点子予以优化，忠实地在具体实践中予以执行。其次是要逢迎附和，做领导爱看的，说领导爱听的，多向领导汇报想法、思路，并时时请教。美国社会学者HerbertGans曾在他的名著《决定什么是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中提到，报社的编辑记者都不怎么重视什么读者调查。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国传媒来看，也基本是正确的。其实，在新闻编辑室里，决定什么是“新闻”的，既不是课堂上学的什么新闻价值，也不是什么读者调查，而是领导的好恶。一位接受访谈的媒体人说：什么是新闻？领导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领导认可和满意的新闻，就是新闻。再次是爱憎分明，尽可能地突出领导的重要地位和制造领导的出场露脸机会。在一个矛盾丛生、派别林立的媒体机构里，一旦跟定人、排定队，就必须将排队进行到底；否则可能的结局是谁的队也不要你。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化小王国里，普通编辑记者基本上既无尊严也无自由，副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尊严，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自由，社委级别则基本能随心所欲。换言之，若当不了副主任，你将基本失去尊严；当不了主任，你将基本失去自由；当不了社委，你将基本不能随心所欲。究其原因，这与中国报业集团当下的领导干部选任制有关。现阶段，报业集团的社委级领导归口于同级党委的组织部选拔任命；社委以下的领导归社委一级管理层选拔任命。具体到报业集团内部，子报同样沿用这种干部选任制，那就是，社委决定谁可以当官，谁不能当官。这种选任制使得领导层握有绝对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对上不对下的晋升氛围。尽管目前多数报社都实行若干年一次的竞争上岗，但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王国里，每个级别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只在自己所属的级别圈子里活动和交往，分明的区隔线无形地存在着。“我们”和“他们”的区隔感，在几乎所有的层级里不但明显而且浓厚。一个人升到社委级别之后，似乎一夜之间便从普通编辑记者乃至副主任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他们不再在日常聚会场所吃饭，觥筹交错的被求场合陡然增多；不再在日常公交场所出没，出入有指定司机驾驶的专车；不再在普通小区露脸，迅速攀升的月薪和年终奖外加各类不期然而至的现金，使他们的房产升级步伐加快。在度过半年左右的适应期后，他们逐渐从编辑部的公众视野中消逝。除了公事公办的工作外，普通编辑记者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被看作了一种奢望，乃至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些领导者就是这样在保持着神秘感的同时保持着赫然的区隔。

　　这种区隔除了上述的升迁者个人的刻意之外，在整个组织内部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刻意保持着。首先是办公资源的多寡。比如，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级别的办公室一般为两个普通间大，配备气派的总经理类型的办公桌和配套的真皮座椅、组合沙发、专用空调、一排书柜、饮水机等。社委级别以下人员的办公室都是整幢大楼共用的中央空调。主任级别的办公室则为一个普通间，配备普通办公桌和普通座椅，以及一个日用储物柜。副主任级别的，一般是一个普通间放两张电脑工作台，两个人共用一个房间。普通编辑记者则通常是一个大办公室，隔成若干电脑工作台。所以，走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只要观察一下房间的大小和布置，便知道房主在集团内地位之高低了。办公资源的另一区隔方式是发放的报纸种类。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里，普通编辑记者只发放《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南方农村报》；副主任级别的，除上述报纸外，加发《21世纪经济报道》、《人民日报》和《羊城晚报》；主任级别的比副主任多发《广州日报》和《新快报》；社委级别的比主任级别的又多了《新京报》、《信息时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和《参考消息》。

　　其次是参加各种会议的资格规限。报社里经常有各类会议，一般在发通知召集会议时都会规定参会人员的具体级别，比如，正科以上人员参加、副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社委级别参加等。尽管其中多数为普通的日常会议，会议的内容在会后都要求各部门务必传达，但仍然会在参会资格上做出明确区隔，以刻意强化等级意识。

　　再次是出差规格的差距，在这方面广州各报的区隔相差无几。一般地，副主任及其以上级别的，出差可按需选择交通工具；而部门副主任位置以下的媒体人原则上只能选择飞机以外的交通工具。出差时每日的住宿费标准也存在强烈的区隔功能。一般来说，普通记者编辑的出差住宿标准在250元左右，副主任在350元左右，主任在500元左右，社委级为600元左右，巨头级的在700元左右。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社会阶梯上，每上一个层级，都意味着手中拥有更多可支配资源和更多自由意志的空间。政治上，越往上升迁，越拥有对稿件和版面的话语权，越具有刊发关系稿和阻止刊发不利关系稿的权威和能力。经济上，越往上升迁，首先表现为工资构成的各子项，即职务津贴、基本工资、月度奖金和年终奖都会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其次，手中可支配的公款资源，诸如公车、对外接待费等都有更大的自由度；心理上，层级高了，便出入车骥，乃至前呼后拥。正如一句俗语所说：“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皇帝”，哪个常人不会认为当皇帝的感觉挺好？

　　四、媒体人的资源“变现”之途

　　本文借用“变现”这一经济术语，意指媒体人通过多种途径将自身从业资本积蓄到一定阶段和层次后，一次性地“变卖”成具有乘数放大效应的政治收益或经济收益。可以说，“变现”是当前中国媒体人比较热衷的一条价值实现通道。概言之，媒体人的“变现”主要有四条路径，即政界“变现”、子报“变现”、跑线“变现”和他媒体“变现”。

　　首先是政界“变现”。由于中国人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而政治在中国社会里拥有对公共资源的强大掌控力和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强大干涉力，因此政界对中国人总是充满了无尽的利益诱惑，历年公务员招考的火爆场面可算例证之一。而新闻业与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媒体人的“变现”通道便十分自然便捷。不过，当代中国政坛的门槛并不低，而那些政坛高位的门槛之高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变现”政界虽然是一些媒体人梦寐以求的梦想，但真正完成此等“变现”的人却不是很多。现任广州市委常委的薛晓峰可算是媒体人“变现”政界的颇为成功的例子。薛晓峰在步入政界前任《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社委；2004年9月他离开《广州日报》，任职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2005年8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7年2月后不再兼任市委秘书长，改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主任和萝岗区委书记，分工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萝岗区工作。

　　其次是子报“变现”。在此必须对目前中国报业集团的领导架构稍作说明。从当前中国多数报业集团的架构来看，二级部门就是主报的各处室部门，比如要闻部、经济新闻中心等，以及主报所创办、衍生出来的诸子报和诸经济实体，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快报》和南方广告公司、大洋网等经济实体。也就是说，在报业集团内，子报的级别相当于主报的一个新闻采编部门。换言之，子报的总编辑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主任，子报的副总编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副主任。所谓子报“变现”，就是从这种平级调动的意义上来说的。比如，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执行主任陶第迁2004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执行总编辑，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副主任崔向红2006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这种平移所带给个人话语空间的扩展不言自明：平移前，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省级机关报的二级部门领导而已，上面还有重重叠叠的决策层；平移后，成为一家市场认同度很高的都市类报纸的掌门人，直接进入决策层，更遑论数倍于平移前的月薪和年终奖了。据笔者了解，在目前的中国报业，员工很热衷的那就是，先在主报攒够政治资本，然后平移至子报进行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变现”。否则，你要么留在主报，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熬至社委级，要么在子报连熬到个中层干部都是难上加难。因此，子报目前是各报业集团中层干部为求“变现”而激烈角逐的关键场域。上升捷径之一就是这种“变现”方式，

　　第三是跑线“变现”，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经济新闻部门的记者编辑当中，一些跑经济线的记者编辑乐于跳槽到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做公关、宣传等一些与文字相关的工作。由于媒体的经济新闻部所交往的多为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这些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掌握大量可支配经济资源，员工收入不菲，更兼到这些部门工作后文字要求相对较低，因此跳槽者的采写压力比在报社轻松不少，在文字高手们的眼中有如“小儿科”游戏。比如，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电力线记者陈向阳跳槽到南方电网新闻中心；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烟草线记者孙茂勇跳槽到广东中烟工业公司等。

　　第四是他媒体“变现”。通过这种路径“变现”的记者编辑大都在采编领域有一技之长，抓到某新闻事件后往往能“一炮走红”，从而适度炒热和包装自己，身价陡涨，随后便有条件“外卖”到其他媒体。这种“变现”还有一种形式，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口碑不错的报纸中积累到一官半职，然后再转手“外卖”到他媒体担任要职。

　　这种他媒体“变现”早期以纸质媒体居多。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数原《足球》报记者李响了。他依托自己娴熟的英语，以及与当时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很好的私人关系，经常为《足球》报挖到比《体坛周报》记者更为独家的报道。2001年适逢“十强赛”和“世界杯”，《体坛周报》开出3个月百万元的价码将李响从《足球》挖走。

　　后来，这种“变现”多通过转往门户网站实现。《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最近，《新京报》前总编杨斌加盟和讯网，担任总编辑。不久前，《南风窗》前总编辑陈菊红成为腾讯网总编；《新京报》副总编王跃春，曾短暂加入搜狐并担任常务副总编；《计算机世界》前副总裁、总编王超，加入广源传媒担任总裁；《经济观察报》社前社长何力，加入阳光媒体集团担任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首席执行官.这些“从纸上到网上”的媒体人“变现”价码，至少在时下的传媒圈内看来，令人咋舌。2007年初，“中国金融网”以50万元的年薪聘请《财经》杂志前首席金融编辑、《财经时报》前任总编辑钮文新出任中国金融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除了50万的年薪，钮文新还将获得中国金融网相当价值的股权”。2006年5月，《环球企业家》杂志前总编李甬以年薪200万的身价加盟“网易”担任副总裁、总编辑。2006年10月，《经济观察报》前社长何力加盟“阳光传媒”的价码是，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和100万人民币的年薪.

　　笔者以内部人在场的方式，具体论述了中国媒体内部政治的展开路径和运作逻辑，那就是，“工资＋外块”、升迁和变现。由此笔者试图揭示媒体政治的本质，即符号权力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转换，以及组织资源向个人资源的转换。

　　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今天突然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拿来跟您探讨一下:
人类认为人是世界反应最为敏感的动物之一,所以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人类总是借助人类的反应来反映整个事件的影响.
但是人类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所以人类的这种反映和报道只是片面而且自私、狭隘的反映和报道.
所以媒介的人文关怀以及人性化的发展方向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趋势.新闻传播、评论不仅为人类自己服务,更应该放开眼界为整个世界服务.”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往深里思考，是一个永恒的哲学主题：即主体与客体的问题。如果你承认整个宇宙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的相对性，你才能理解人类的行为，才能理解人类的传播行为，首先是为了主体的优先生存而存在的，而客体的存在则相对于主体而有意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客体的关注来自于主体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当然会有狭隘之嫌，然而，人类亦是一种伟大的生物，相信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深刻理解加深，必然能够将眼光放得更远更开阔，因为，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尽管是相对，却也是必须，没有了客体，主体又将在何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咱们做传播的，谈媒介的人文关怀及人性化，实际上是为了取得一种更有质量的生存，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浅层生存，对他者的关注，实质上也是为了自身生存变得更加有质感。只是，这一切都将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上下求索过程。 

  今天突然听到一个朋友离婚了

  惊愕

  几年之后，会有更多这样的消息么

  而我，还会惊愕么

  一个朋友说，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像国外一样，

  一人一生离几次婚都不再是让人惊讶的事情，

  我听着这样的言语，有些失落和茫然，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图景？

  一个人不肯放弃的探寻答案，

  一个不稳定的环境是不是最容易造成感情的夭折？

  然而不稳定的环境也是最能考验感情的质量吧？

  我，不希望，这样的存在即合理，

  我希望世界多一些合理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存在而合理的借口。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ring us in contact with people we might never have the oppotunity to know otherwise. And many of these people 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internet/e-mail allows us to have "pen pal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o carry on discussion with these people in virtual chat rooms and on discuss boards.

    However, such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does present unique challenges. Unlik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mediated communication filters out important nonverbal cues. When we are talking to individuals face-to-face, we use nonverbal information to help us interpret what they are really saying——tone of voice, facial expression, gestures, and so on. The absence of these cues makes communication more difficult and can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can be compound when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Also, language may be a factor. The people we talked to on email networks may speak languages different from our own. Which language might be acceptable on the network? We may think of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hich seems to be acceptable to use any language online. yes, Machine translations are one way to facilitate onlin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the internet is dominated by english, which means its privilege in the high-tech communication world. Perhaps it's one another problem we need to consider. However, the most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move is actually toward more multilingualism on the Net, surprisingly? and full of hope? Some speculate that this is because global business need to adape to local languages to sell their products, and also that learning a language is an awesome task and it is not feasible to think of the entire world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to accomodate.

   You may have found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other peoples. We can now instantaneously find out almost anything about any group in the world simply by searching the internet. This should giv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global neighbours and some motivation of coexsist peacefully in our global village; howerver, the evidence seems to be to the contrary. About 90% conflicts have happened between ethnic or political groups within a country. Apparently, knowledge about other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better communication or heightened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like the world wide web, people also have access to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their own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countries where media are government controlled. There are many internet police in these countries, who frequently find and arrest people for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 online. They block search engines sites, close internet cafes, and block emails; they can even reroute web site traffic to alternate sites maintained by router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In spite of this and other governments' attempts to limit their citizens' access to comp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internet is providing information, world new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at were not available prviously.

    关于新技术与传播的思考，最近在看一本关于跨文化传播的书，承继我上次留下的话题，从今天起，结合自己所读写下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

    Today, with the explosion of computer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e truly live in the global village envisioned by media expert Marshall McLuha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links us to events from the most remote parts of the world and connects us to persons we may never meet face-to-fa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Perhaps the most revolutionary advancement has been the Internet.

    As we can se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our everyday communication is staggering. Think of how often you use technology to communicate in any give day: You may text-message your friends about evening plans, e-mail your family to tell them the latest news, participate in a discussion board for one of your courses, and check your cell phone web site to see how many more minutes you can use this month without getting charged. And you are not alone. The number of hours chinese spent online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young people are the most frequentusers of the internet.

    The advent of internet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s tremendous implication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s important to focou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o strive to become better at this complex pattern of interaction, perhaps we can think of at least five aspects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maybe you can add more?

那一年我们相遇，我带着一张幼稚依旧的脸，出现在你面前

你的脸上满是阳光灿烂和天真期待，这让我很心动，

大概这就是初恋的感觉吧

从那天起，你容忍我的无知，我的张扬，我的冲动，我的喜怒无常，

我享受着你的包容、你的理解、你的陪伴、你的激情彭湃，

在彼此的心境中，大概我们就是相通的吧——起码是很快就认同了彼此，

沟通的感觉让我在异乡的成长显得不是那么残酷与悲壮，

反而多了几分人生不一般的新奇与力量，

那年的春天和夏天，是情感最适合孕育与绽放的季节吧，

你说我生如夏花，我打心底觉得你让我依靠，

只有在你宽阔的胸怀，我才觉得自己是最美丽的夏之花，

一切的美好总是很短暂，你就要走了，电脑里是“遗失的美好”，

我却知道，与你之间的美好是永远不会遗失，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那朵只属于你和我的夏花，

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希望和勇气。

我知道，你必须离开，为了我，为了你，都必须离开，

你说，将来还会有人在同样的春天和夏天出现在我的生活，

我却说，每年的春天和夏天我只会静静的想念我们的日子，

然后笑着迎接秋天和冬天的到来。

大概只有我和你是在春天相遇吧，所以会是生命之初永远的2004，

而与其他人的邂逅总是在成熟的秋天吧，所以只是成熟生命中短暂的过客，

没有第二个2004，只有永远的2004，

我爱你，用我全部的身体和力量。

希望夏花的灿烂与幼稚能够一直陪伴在你风雨兼程的人生，

给你力量，给你希望。

上路，走好。

 

广播电视的发展与新媒体是分不开的

最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两天，感觉处于真空状态

不能思考，不能做事，不能微笑，不能愤怒。。。

我还能说什么呢。。。

调整以后，回归现实吧，暂时真空状态：）

 

朋友们一切都好。。

近日，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学生进行的一项关于“高学历女性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将近九成的女博士生感到幸福，表示“不太幸福”、“不幸福”的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8．5％和3.4％。“我们否认网上流行的女博士生‘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的说法。我们的生活紧张而充实、精神世界十分富足，我们为此而感到幸福。”一位接受调查的女博士生宣言。调查发现，家庭和睦、科研工作能够体现自身价值，是女博士生们认为高幸福指数的标准。（4月2日《中国青年报》）          显然，女博士们的自我感觉同社会认识存在很大偏差。近年来，女博士们并未从崇尚高学历的风气中分享到应有的社会尊敬，相反却成为被“妖魔化”的一群，她们几乎无法抗拒地被打上这样的标签：老大难（就业难、择偶难）、三高（离婚率高、自杀率高、发病率高），另类（性情异化，性别异化）。而今，九成女博士对自己的生活境地感到满意，不喾是对社会认识的一种反驳。女博士群体其实很健康，很阳光，她们的幸福照出了我们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心态。          调查中，在谈到幸福的来源时，46.2％的受访女博士生首先选择了“婚姻幸福、家庭和睦”。可见，婚恋对于任何阶层的女人都是最重要的事件，女博士也概莫能外。越是处在社会歧义和偏见的浪尖，婚恋也越成为女博士们最为敏感和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被歪曲和夸大了，成为社会用以诋毁女博士群体的一大证据：他们罗列了一堆女博士婚姻或恋爱失败的片断，更多婚恋幸福的画面则成了废片，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被剪切过的“真实”：她们大多事业成功但却婚姻不幸，知识丰富却感情贫乏，学历高而生活能力低下，性情呆板而性别特征模糊……试问这样的女人有谁敢亲近？由于女博士在现阶段还是一个小众群体，普通人们对女博士还缺少感性认识，这就让宣传的力量显得格外强大，在这种被妖魔化的舆论声浪中，女博士们习惯性的低调让她们几乎自动放弃了辩解的权利，让她们的攻击方几无对手。          因而，妖魔女博士群正是源出某种极不健康的心态，即使女博士中存在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女性群体或女性阶层中，也同样存在于男性群体中。显然，女博士问题不是女性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男性问题。在一个不自信的社会里，作为主导社会的男性力量也一定是不自信的，由于女博士距离知识和智慧最近，她们超越社会进步的能力，对某些男性群体造成了某种优势威胁，因而对这一女性群体产生不安感和排异性实属必然。显然，一个女博士、女硕士难嫁的社会，折射出的其实是男性群体的不自信。反映在择偶问题上，有些男性无论在学历和其他条件上都忌讳对方高出自己一头，这种大男人作风其实恰恰是小男人心态的体现。          女博士被妖魔其实是男性进步能力弱化的体现，女博士的爱情之痛其实是社会之痛，而九成女博士无告的幸福则更是一种无奈：她们向世人宣告幸福的渠道和平台实在太少了，关于她们的负面信息也许更能平衡那些不健康的社会心理。 （司欣）

学术需要想象力。

这个判断是让自己重新审视学术，从传统学术森严的电网中，寻找一片呼吸的天空。

传统而言，学术是有“科学的、缜密的”严格标准，

似乎想象力只与文学艺术才相关，

然而，这几年我越来越发现，没有想象力的翅膀，学术恐怕也只剩干枯的骨架了。

“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其实已经预示了“想象力”的重要性，

大胆假设，就是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敢于冲破现有的篱笆，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寻找蓝天；

现在的情况是，学术条款森严，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按部就班，“够不够资格”是先入为主的判断，

稍有越池，舆论洪水就能淹死你，

青年学者，要么很专，过早地将自己的视野圈养起来，埋头苦干，却苦无抬头之日——因为视野太狭隘；

要么无所志向，但求一饭碗养家糊口，学术成为副业，心难安定；

要么有所志向，亦有些许才华与抱负，却只能在“论资排辈”的世道，循规蹈矩，苦乐自知，一笑叹之；

需要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中国学术，很难再有孔子的经世致用智慧，很难再有老子出世之淡然，很难再有周易之辨正；

中国的学术界缺少的不是规范，而是规范界限太森严；中国学术界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让才华横溢的气氛；

为自己插上翅膀，让自己在更广阔的空间呼吸。。。从今天做起。

 

 

在报刊栏看报，是读报的一种方式，很考验人。

因为报纸不是自己的，又不能带在身边，只能彼时彼地，而且只能站着看

因此，当你看到有感悟时，不太方便顺手记下来，而回家后如果不以什么方式记录下来，

则灰飞烟灭，过眼云烟，脑中的灵感如何再追也枉然。

想到这，我就觉得挺可惜的，幸亏，前日报刊读报之感受，强迫自己这两天记住，

今天尚能记下。。。。

感受之一：有感于新闻学术界老前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学术界的小虾米都知道，要在如此宝地发一篇文章，是很艰难的，

    原因一：权威自然门槛高

    原因二：你必须也有权威才能发，而小虾米们的权威只能等待几十年后的积累

对于第二点，我感触尤深，甚至有些忿忿不平：

    原因一：如果学术只能论资排辈的话，学术进步的脚步将如何缓慢，学术话语和学术资源的垄断，恐怕不是件好事。这两年国家社科课题开始采取盲审，就是为了防止学术话语的垄断和论资排辈，鼓励年轻学者有所为，盲审的结果也是让人深思的：一部分国家课题获得者都是助教、讲师级的小虾米，而以往，国家课题基本都被辈分高的大鱼们所垄断，这说明什么？说明小虾米的学术科研水平并不一定比大鱼们差，而大鱼们也不能再像以往坐享其成，终身受益了。

    原因二：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的那篇学术文章质量真的不高，无非就是大家都嚼烂了的一些东西，可见，权威报纸期刊的因人索文现象严重，为了给自己的期刊撑地位，撑权威，一味给权威人士以话语空间，而视许多小虾米们的创新不见，这也难怪近几年有人反对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才能毕业的制度，不是大家不努力，而是许多期刊空间都被教授们占用，小虾米们即使文章再好，也难得天日。

   

感受之二：模拟教学法的启示

    原因：这两年自己所实践的group work教学法，总在寻找更好的方法。讨论有讨论的好处，但讨论的效果却是建立在师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讨论的深度和价值才能提升，否则就只能是流于形式，长此以往，学生和老师都感到味如嚼蜡。模拟教学法，让我突然有些开窍：我们的专业实践性比较强，在教学设备不够齐全的条件下，课堂模拟教学法应该能够弥补团队合作法的某方面欠缺，甚至是其长处的延伸。今天在课堂上，我第一次用到了模拟教学法，发现学生的兴趣还是挺高的，只是在节奏把握上和引导技巧上还需要在课前多琢磨，慢工出细活嘛：：）

 

今后要经常去报栏看报，一种学习方式，一种防偷懒的方式，

然后，要说的赶紧说，要写的赶紧写——不然就忘记了，哈哈。

题目是由蹦出来的关键词随意排列的，是昨天和今天上午的情绪图表

可见，我是在解脱后来写这篇小日志的——刚刚完成导师交给的艰巨任务之一

短暂的修整后，又要投入到新的课题计划了——这种日子一辈子，怎么也得想个办法让自己从另一个侧面解放出来才行，

毕竟，解脱，来自内心的真正放下，来自内心的平和，来自内心的从容吧

唱歌÷吃苏杭菜÷和朋友聊天，当然是不错的方式，但也只能辅助。

不过，昨天和不同年龄层次的长辈与晚辈聊了许久，原来这样的相处也是放松的极佳方式，

没有了同龄人相似的琐细，相似的牢骚，相似的呻吟，

仿佛从别人的身上看到之前与之后自己的观照，似乎更能找到灵魂的启示，

更加肯定之前的一些想法，也在拐弯时找到了新的路口，这样的感觉很好，

仿佛一夜醒来，自己的人生重新有了坐标，

坚持的继续坚持，放下的真正放下，

很好。

给自己一个微笑，给世界一个拥抱。

 

对广告很敏感，或许来自于职业的敏感，或许来自于女人的敏感。

每天，广告都在编织着一个个美丽的谎言，定义着我们的生活：

它定义着幸福生活的模样，

它定义着成功的内涵，

它定义着美丽的轮廓，

它定义着什么是成功的人生和成功的男人，

它定义着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和女人的幸福，

它定义着你的身份和社会层次，

它定义着每个人的家庭和社会角色，

更可怕的是，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跟随它的定义，踏着同样的节拍和步伐，

在一个高调追求个性化的时代，每个人却似乎越来越一样，

这不是对人最大的玩笑吗？

 

  昨天和一个小朋友谈到里昂的日子，突然就很有感触，

  魂魄似乎一下子出鞘，飞到三年前的里昂岁月，

  这种怀念在平时是不太愿意表达出来的，这几年的好些个梦里，

  都在里昂度过，其实，真的挺想兑现离开里昂时的诺言，三年后，我会回来。

  可如今的我和我的生活，倒有点物事人非的惊讶。

  于是多了一条给小朋友的建议：想做的事情一定要早做，因为你永远无法预料你的生活轨迹。

   不过，得失心倒也不大，毕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花园式的愿望藏于心中，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比照，

   两者是两条平行线，有着一定距离，并行向前，不离不弃，倒也陪伴长久，说不定哪天有了交集，却有了意外之惊喜与感恩，

   生活啊，总是开着点不大不小的玩笑，

   人的一生，要学会“开得起玩笑”，这样，才会快乐呀。。。。

   顺便，怀念一下里昂的图书馆，还有那无处不在的残疾人用马桶。。。

   不知为何，一直很遗憾没有将残疾人用的马桶告诉那个小朋友，

   在脑子里一直盘旋。。

 

最近好像忙了起来

不是因为事情，而是因为人

最近似乎很多人找我——聊天

聊人生，聊选择，聊意义。。。

诸如此类，心却突生许多犹豫

我可以吗？有这样的权利去告诉你们这样或那样？

长久以来的坚信，在这一周突然变得不太习惯

以前被需要的感觉是温暖的，但突如其来的汹涌，

却让我多多少少有些迟疑

应该感谢你们的信任吧？又怕自己小小的肩膀不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希望，我的一切，只是温暖的提醒，而不是一种负担。

温暖，今年我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