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
——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

　　尹连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
　　王海燕（《南都周刊》首席编辑）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总第97期）]

　　本文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内部人写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媒体人圈子总体来说相对封闭且有一套行内潜规则，外部人对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笔者曾多次接受过传播学者的访谈，学者们固然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因不能深入媒体内部，其分析难免失之于皮毛、笼统乃至肤浅。即使是著名的媒体社会学者如GayeTuchman （1978）和Herbert Gans（2005）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未能摆脱外部人的局限。在这方面，作为内部人，笔者很好地克服了社会学调查中常常为之头疼的如何“入场”以及如何“保存现场”的问题（曹锦清，2001），不但拥有第一手的媒体内部运作经历，而且能很好地实现与内部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保障发生现场的完整性，能够洞悉这种程式化的日常运作后隐藏的动机和目的，有助于笔者对媒体政治本质的把握和解释。

　　为完成本研究，笔者以正式访谈与日常闲聊的方式，与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部分编辑记者多次交流。他们的详尽叙述对本文写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多种原因，笔者不便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只能谨致谢意。

　　一、媒体的异化

　　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正义、民主的正常诉求场所，只不过是一些人和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或兼而有之）的工具和渠道。2004年9月6日晚，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播着的是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的有奖竞猜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奖竞猜的背后有利益的分成。在广州，午夜时分拧开收音机，听到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话不怎么纯正的本地医生们在大谈如何防治性病或其他什么病，那是因为该时段通常都被这些医疗机构买断了。2006年8月2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次读者访谈，但没有一个访谈对象是农民工或者下岗工人，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社会影响力和广告投放力。

　　在中国的报界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叫“有效发行”。有效发行其实就是能给报纸带来广告投放的发行，本质上就是有钱发行。那么在广东，什么地方最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放广告？当然是珠三角地区。所以，广州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首先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发行量，然后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版面。在广州，由于地产广告在报纸广告中所占份额很高，所以广州报界向来极少刊登有关地产商的负面新闻。

　　从上述种种现象中不难看到，所谓的公平、正义，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媒体谋求自身利益的一张皮罢了。当然，多数媒体还是愿意在正义、公平等当代社会的普适价值上做文章的。但千万注意，这要么更经常地被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遮蔽了，要么充其量只是他们达到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的。他们在社会正义、公平、民主上做文章，以求得读者的共鸣，从本质上看，其目的都是为了在读者中扩大认同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扩大广告吸引率，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有关媒体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说法，在西方并不鲜见。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Herbert Schiller、Robert McChesney、批判学派代表人物Noam Chomsky和Ben Bagdikian 等，都有文章和著作述及。Herbert Schiller认为，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美国文化产品的最高目的就是“发布、推动和叫卖（美国式）消费主义，成为跨国商业公司系统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理想工具”（Schiller，1992：30）。他认为，美国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跨国公司和商业传媒纠结在一起，通过美国式市场策略的运用，在“把整个世界变成大卖场”（Schiller，1992：42）的同时，促成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霸权地位。（Schiller，1989）。对这种大众媒介彻底异化为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的现状，Herbert Schiller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在《文化产业：公司表达接管了公众表达》（Culture Inc.：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一书中呼吁，亟需大规模地反思和检讨美国的信息文化现状，将信息流通归于“公众参与和公众自我负责”（Schiller，1989：171），以“对人类的启蒙和福祉有所裨益”（Schiller，1989：167）。Robert McChesney则强烈抨击了传媒假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越来越趋于私人垄断和臣服于商业价值、经济利益的状况。他认为，与这种“臣服”相应的是，“公共服务价值的衰微和被边缘化”（McChesney ，1999：48），公益让位于利润，媒体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旨在“服务于一小撮富有投资者、企业老板和广告商利益的系统”（McChesney，1999：77）。

　　Edward Herman 和Noam Chomsky在论述美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属性时，提出了一个从组织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媒介表现的分析框架，谓之“宣传模式”。他们认为，美国新闻正遭遇以下几大日常化的被过滤路径：所有者、广告商、信源（主要由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以及和被这些主要权力源资助与批准的所谓专家们）等。媒介“服务于那些控制和资助它们的社会强势者们的利益，并代表它们（向大众）进行宣传”（Herman Chomsky，2002：xi ）。2004年，Ben Bagdikian 在其《媒介新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的修订版中，详尽阐释了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体是如何逐步被那些1987年初版时的50家而如今仅5家的大公司所控制、操纵和垄断的。在这本被称为“媒体工业集中化研究领域的圣经”里，Bagdikian 通过大量的事实，生动、具体地揭示了美国传播媒介委身于那些大公司后的利益集团本质。至于有关中国媒体的利益集团属性的论述，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推Simon Fraser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博士的论述最为系统。她在新著《传播在中国：资本重构和社会论争》（Communication in China：Capitalist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 ）一书中，论述了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如何和政治、经济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并在这种交织中实现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如果说赵月枝博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把握中国媒体利益集团属性的话，笔者在此拟接着赵月枝博士“往下说”，深入中国媒体内部，从一个中观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其内部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与运作逻辑。

　　剑桥大学社会学者John Thompson 将权力分为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 ）、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和军事权力（militarypower ）（Thompson，1995，2000）。在揭示中国媒体人利益角逐的路径和逻辑过程中，笔者将主要立足于John Thompson 的权力四分说，着力展示媒体人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符号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控的组织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我们将根据自己在报业多年的亲身实践、个人观察和与同事们的经常性访谈，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媒体人如何将媒体作为追逐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从升迁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从符号资源到政治资源的转化的，从“工资＋外快”以及变现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符号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

　　二、媒体人的收入结构：“工资＋外快”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些媒体入行者是抱着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投身报业的，但经济考虑也是他们投身报业的重要因素。从一般情况看，媒体入行者在新闻编辑工作中经历大约两年左右的社会化过程后，其新闻理想和职业雄心因认识到种种现实制约而逐渐受挫，而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日渐成为最主要的工作驱动力。

　　媒体人的收入一部分依靠工资收入：工资收入的构成主要为“基础工资＋计件工资＋职务津贴＋年终奖”。只有那些在媒体内拥有一官半职的人才有职务津贴。媒体人的基础工资部分相对固定，主要根据被评聘级别而确定，行内俗称为“底薪”。而计件工资部分则直接与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挂钩，是工资收入部分的大头，它其实类似于管理学所谓的计件工资制和量化考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在报业内流行的称呼叫“挣工分”。“挣工分”最先是随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尤其是都市报系列在90年代中期的勃兴而建立起来的。后来，随着都市报影响力的不断扩散，其他报纸包括各地党政机关报及晚报竟相仿效，约在2000年前后逐步建立起这种以量化考核和计件为基本特征的工资体制。

　　媒体人的另一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外收入。工资外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编辑记者手中所掌握资源的多寡。这种资源通常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在报社内部的发稿权；二是指在报社外部所掌握的可利用资源。从经济社会利益交换关系的原则出发，社内发稿权与社外可利用资源之间呈现为一种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在报社内部，哪些人拥有的发稿权最大？首先是那些握有版面的部门。而具体到部门内部，则依级别高低而享有相应大小的发稿权，即分管社委、部门主任、部门副主任和责任编辑。其次是那些容易出新闻的“线”，比如政法新闻、公共卫生新闻、房地产新闻、公共交通新闻等。在新闻业内，素有“瘦线”和“肥线”的分别。所谓的“肥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容易出新闻，二是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便于谋取利益。而所谓“瘦线”正好相反，通常含义就是不容易出新闻，亦不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比如深度报道新闻、报料新闻、农业新闻等。不过，这种“瘦线”与“肥线”的区分并非绝对不变。对那些不善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纵然是条“肥线”，也可能会被他跑“瘦”；而对那些善于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即便是条“瘦线”，也可能会被他跑“肥”。

　　谋取工资外收入的路径实质上就是符号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

1，收“红包”，即目前在报界已经“合法化”的所谓“车马费”。这种“红包”一般都是某公司或单位开一个面向所有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然后给所有与会记者一份通稿和一个红包。这种红包价值不等，高的5百到1千元，低的也许仅50元。腿脚勤快的记者若经常跑这种发布会，也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2，有偿新闻，这在中国报界又有一俗称，即“软稿子”。言外之意是“拿了人家的钱手软”。由于目前中国报业广告市场竞争激烈，报纸广告普遍存在把关不严，有钱辄登的倾向，因此虚假广告不少，久而久之，广告效果并非很好。相对而言，新闻则有着中立、可信等品质，传播效果优于纯粹的广告。何况，通过媒体的正式渠道刊登广告所支付的广告费用要远高于通过私人渠道刊登新闻所需要打点的费用。所以，无论从效果还是从费用的角度来说，有偿新闻都比广告更受广告客户青睐。现实中，有偿新闻也是编辑记者一个重要的工资外收入来源。

3，佣金。中国的人情社会和非制度化生存的本质，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和境遇的顺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手中社会资源的多寡，而不是遵纪守法程度的高低。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些依靠工作关系而建立起大量人脉的编辑记者便有了可用武之地，即通过牵线搭桥、从中斡旋、为当事人或趋利或避害，从中获取佣金，这类费用又称“打点费”、“好处费”等。

4，拉广告。在采编与广告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报社，部分编辑记者之所以热衷于拉广告，原因有三：首先，编辑记者没有广告业务员的广告任务压力，没有完不成任务的风险成本；其次，编辑记者能拥有相对较高的，一定比例的广告提成；其三，得益于手中的新闻平台，记者比广告业务员更容易使广告商买帐。访谈中，笔者被告知，有些记者一年光广告提成就可以拿到30万元。

5，编辑记者个人开公司。

[转]从《越狱》看美国狱政 ——兼论美国编剧